剑灵私服双枪加点

在澳大利亚房地产提起美利通(Meriton)，很多中国人都很熟悉。这个由哈利·特里古波夫(Harry Triguboff) 1963年创立的公司，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成功的房产发展商之一，2014年他试图以60亿澳币左右的市值出售给中国的地产商未果。接下来，2016年继续经营的他本人在全澳财富榜上排名第一，今年屈居第二。

《澳洲金融述评》近日发了一篇詹姆斯（James Brickwood）写的长文，题目为：《我唯一没有赢得的战役：我当时忍住了眼泪，事后却悲恸欲绝》。第一次揭秘哈利荣耀和光环后面家族经受的磨难和生死离别的心酸。

故事时间几乎横跨一个世纪、地域贯穿了苏联、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几个国家。既有在战争年代的投机发展、也有遭受人“举报”后的二十年父母签证被拒的谜团。从战后难民到地产首富，10多岁在澳洲艰难求生、一路诉讼走来，最终成就一个引人瞩目的房地产王国。以84岁的高龄，倾吐心中压抑的秘密，并向读者揭示了澳大利亚能够成为众人向往国度的原因……

他是澳大利亚房地产最难对付的人。他广为人熟悉的是他易怒的脾气，以及他和澳大利亚人的一系列的公开的争斗: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首相、州政治家规划官员，以及其他所有的挡在他建造公寓大楼巨型战舰—“美利通”前面的人。

作为一个地产强人，哈里很少让人，一窥他深藏在内心的痛苦。

这个要回溯到1994年、时年61岁。他的财富和他的名誉一起被称为：“高高飞起的哈利”。

在悉尼莫里亚学院800多名学生的面前，他为新近出资建立的“莫里亚-特里古波夫”礼堂进行揭幕典礼。一个发行量不大的《澳洲犹太人新闻》记录了当时那一幕场景。

“站在莫里亚学院以他父亲命名的新礼堂前面，恩人哈利·特里古波夫几次哽咽，”这个文章开头写道“被情绪所阻，他停顿了很多次, 然后表示对他而言实在是很难演讲下去。”

这篇文章并没有探究特里古波夫流泪的原因，他也从未觉得有必要公开解释发生了什么。

直到在这次采访中，他第一次揭示这个卡夫卡式噩梦后面的故事，这个影响了他和他家庭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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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利和他哥哥约瑟夫从中国飞到了澳大利亚。Joseph他们花了两个十年来申请他们父母亲的签证，希望能够一起生活在悉尼。但是他们申请被拒绝了。他们的妈妈弗丽达（Frida）于1966年过世，他的爸爸莫西（Moshe）一年后也死了，临死前，在以色列没有任何亲人，是在孤独中离开人世。

哈利的父母被拒绝签证的原因至今还被深藏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应该与他父亲在战争期间和日本的合作有关。

实际上，如果当时澳洲移民局能如其所愿，哈利就永远不会成为澳大利亚人，更别说他成为最富有的地产大亨了。在他14岁的时候，移民局试图阻止他在1948年从中国逃到澳大利亚，并考虑在他和他的兄弟躲过边境管理机构后驱逐他。

2017年在一个悉尼餐厅，特里古波夫穿着西装外套和领带，坐在一张不显眼的桌子上，喝着苏格兰威士忌。话题转到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以及27年后在莫里亚学院的那一刻。

“我当时没有哭。以后很多年我都悲恸欲绝，那才是我流泪的时候，”他自语道：“心灵的运转真奇妙！”

1、没人寻求同情

哈利·特里古波夫不是那种要寻求公众同情的人。

他于1963年30岁时开始创业，在悉尼的南部地区拥有8个单元房，如今他已经建造了超过7.5万套公寓，还有大约114亿澳元的财富。他当下也是澳大利亚第二富有的人。

上世纪70年代，他几乎破产，发誓再也不会依赖银行。如今成为能够给购房者业主贷款的寥寥无几的开发商之一。

他率先将公寓卖给华人——这一商业策略将被证明是天才的一步。

他曾与官僚和规划部长进行过斗争，并与拉比进行了法庭斗争

他的建筑质量受到了抨击，其中最著名的是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他以澳大利亚最大的土地主的身份走上了法庭。

然而，即使在84岁高龄的时候，他仍然完全掌控着自己的造公寓机器————美利通，他的职业道德是由一种无情的欲望驱使的，他渴望在商业游戏中获胜。

但他的家人的故事还表明,他总是为了领先一步于无情的命运之手,面对小官僚和政客从不屈膝投降。

前新州州长尼克·格里纳(Nick Greiner)从上世纪70年代就认识了哈利·特里古波夫(Harry Triguboff)，当时他在自己父亲的公司工作，该公司为美利通公寓建造屋顶。

格里纳说，他只知道关于特里古波夫在中国的一些模糊细节，而有关他父亲的问题却一点也不知道。“听过这个故事后，我觉得它能解释很多，”他说。“有这种背景的人会对权威和政府有一种情有可原的不尊重。”

直到现在，特里古波夫还在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真相的影响。哈利的大女儿奥娜·特里格波夫(OrnaTriguboff)说，“读你发现的东西让我感到很难过，” “我从来没有认识过我的祖父母，这当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我看到爸爸流泪的那几次，都是因为他想起他的父母不被允许和我们在澳大利亚一起生活。”

她说:“如果不是因为以色列建国，他们就会死于内战中。我认为这是父亲支持以色列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这一生已经非常成功,完成很多难以企及的成就,然而他却不能够安排他的父母和我们住。这是非常令人悲伤的。爸爸对留在悉尼的家人非常热情，总是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也许这种浓烈情感的一部分，就是当家庭成员住得很远时，他们知道分离的痛苦。”

这个后面的故事横跨日本侵略中国、中共执政、以色列建国、当时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中超过20年的矛盾与偏见等因素。还有英-加-以色列冒险家的故事，和以此为题材而拍摄的三部好莱坞电影。

此文详细内容来自于国家档案馆移民部的一份300页的卷宗。《澳洲金融述评》记者在2011年发现了这个文件，在了解梗概后，把它发给了特里古波夫，试图打开他的话匣子。

特里古波夫邀请记者共进午餐，分享了一些回忆，但拒绝发表成文章。

六年后，记者再次尝试，两人在哈利最喜欢的意大利餐厅共进午餐。记者怀疑他会再一次被赶走，但这一次他的坚持换来了回报。

哈利用他生硬而直接的谈话方式说:“打开录音机。”

2、生长在天津

这位84岁的老人喝了两杯纯苏格兰威士忌，我们主要用英语交谈，但有时也用俄语交谈，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家庭语言。

哈利·奥斯卡·特里格博夫1933年出生于中国，他的童年是在天津度过的。

他的父亲莫西为了逃离沙皇俄国的反犹太主义，于1916年移居中国。在天津，哈利一家住在英国和美国租界的边缘。

莫西有一个商店，卖的是羊毛布、丝绸、皮革和其它东西。

哈利记得他父亲在付房租时遇到了困难，他和他的哥哥约瑟夫和他的俄罗斯保姆睡在同一个房间里。

中国租界以外的地方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哈利还记得，他看到中国的工人们背着一袋袋的谷物，往驳船上爬。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英国和美国商人大多独自留在他们租界的范围。但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入侵当时英属马来亚之后，日本人将英国人和美国人关进了拘留营。

然而，像莫西这样的俄罗斯人却基本上被放任不管。苏联与被日本占领的满洲接壤，日本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莫斯科。

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情形不一样,莫西和其他俄罗斯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参与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莫西又设立了4家商店，把他的大部分财富投入了建楼。哈利被带去看他父亲在天津买的20套公寓中的一部分。莫西为孩子们买了一辆和一间更大的房子，里面有单独的房间。

哈利说，这车只能以步行的速度行驶。

3、战时的生意

作为一个孩童，哈利对于战争只是偶尔的关注一下。哈利和他的家人为了躲避沙尘暴，在北戴河的海边度过了整个夏天。

当坐上返程的火车时，哈利注意到，车厢内装满了运送日本士兵尸体的棺材。数量之多，给幼小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5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这对于商业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莫西开始出口皮革和制作刷子的猪鬃给美国的梅西百货公司。

但在1946年初，哈利的战时安逸生活也戛然而止，当时国民党政府对莫西的财富表示怀疑。天津地方法院和英国运营的海关部门查封了莫西所有的商店和仓库。

1946年9月，在历时6个月之后，河北省最高法院以“和日本合作的通敌罪“指控并逮捕了莫西。

当时只有13 岁的哈利还记得，父亲被关押的监狱环境相对舒适一些，而自己每天都会带些食物去探望他。

他认为，从他现在的观念看来，对他父亲的指控只是有人想要敲诈钱财的一个企图而已。但他的父亲拒绝支付一切，因为他是无辜的。

他至今仍记得，他当时劝解父亲的话，他说：“爸爸，别傻了，他们只是想要从你身上拿到钱而已，你在乎么？……”

4、与日本人的交易

他能记得1941年末，日本人与父亲生意上来往的一件事情，这也让父亲发了一笔小财。

当英国向日本宣战时，日本人将英国商人存放于保税仓库的丝织品全数查封。日本军队需要一个经销商帮助他们将这些丝织品销往中国北部。

哈利跟随他的父亲前往他们家附近的一个犹太人社区礼堂，试图在那里筹集支付给日本人的定金。

这一事件也表明了，尽管在如此小的年纪，哈利十分关注他父亲生意上的业务，也表明了他的父亲多么热衷于冒自认为可以掌控的风险。

指控他父亲的真实原因，哈利只有模糊地记忆。直到他在一个300页的档案中看到当时中国法院文件的翻译。

这些文件指控莫西不但将皮革制品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日本军队，同时还出售废弃金属给日本政府。

莫西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定有罪，然后上诉，案件被转入南京最高法院。

1947年10月，在法院发现皮革与废弃金属被强迫没收后，将莫西无罪释放。日本人对皮革只做了名义上的付款，对于废弃金属却分文未付。

法官们认定这不是通敌，所有的指控被驳回，莫西被释放，这家人也开始计划离开中国。

但此事却给他们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污点，这个后来被人利用。这样的结果也折磨着特里古波夫家族接下来的二十年。

5、一个犹太枪手

“双枪”莫里斯·科恩是一位在上个世纪中期为中国所熟悉的，充满了戏剧性的传奇人物。

他传奇的一生也成为了三部好莱坞电影的灵感来源，其中就包括一部1936的电影《将军晨死》，电影里面将科恩改编成爱尔兰人并且由加里·库柏主演。

正如名字里的暗示一样，“双枪”科恩是一名犹太人，也是一名枪手。1997年的一本传记写道，在英格兰和加拿大的犯了些小罪之后，科恩于1920年代前往广东发展。

科恩利用他与在中国通商口岸的犹太商人之间的人脉关系，继续着他与各种军阀之间的枪支运输生意。

当莫西被逮捕时，上海的合作人建议他寻求科恩的帮助。

哈利记得当他父亲入狱的时候，科恩来到天津，和他的家人一起居住在他们天津的家中。

“双枪”的传记作者公开了一封来自哈利哥哥的感谢信，信中提及希望科恩通过说服当局，把莫西的案件从天津转移到南京，因为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公平的审理。

但是科恩与莫西在金钱上发生了争执。科恩认为在帮助莫西获释后，他的家族无法支付所承诺的可观回报。

1947年末，莫西发现他无法变卖他的资产。他的问题也给了年幼的哈利在掌握房地产市场时机上一个教训。

哈利说“他尝试着卖掉他所能卖的东西，他失去了大部分财产，因为他们在战后直接给他制造了麻烦。”

“他试图把这些资产从中国转移出来。但当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每扇机会之门也都被关上。而他也因此错过‘渡船’，导致了之后的悲剧。”

6、“惩罚性的指控”

哈利表示，“双枪”科恩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他却遭受更苦。

最终，哈利和约瑟夫相信，“双枪”是为了报复他的父亲，而向当时驻中国的外交官“报复性的指控”。

这些问题是被传回到了澳大利亚，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父母不能获得签证的原因。

真相仍被珍藏在国家档案馆里。在长达300页的特里古波夫档案中，有15页的文件被修订了，是关于澳大利亚官员对该家族指控的细节。

当被要求重新审理并展示整个档案的时候，国家档案馆的助理署长大卫.贝尔(David Bell) 拒绝了，理由是披露这些材料可能会威胁到澳大利亚从其他国家获取情报的机会，以及它的展示可能会给家庭成员带来痛苦。

该解释的第一部分提到的“披露可能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情报”，支持了哈里的推断，即在战争期间“双枪”为英国和加拿大情报部门工作。该解释的第二部分可能是准确的。

一个幸免于修订的信件来自唐纳（Alexande(Alick) Downer），1960年代初的移民部长和著名的霍华德时代内阁部长的父亲。

唐纳在一种令人震惊的非官方语言中写道，这些报告显示，莫西特里古波夫是一个“不好的人物”。这只是长达300页的档案中的一小行，即使在今天，哈利也仍觉得父亲被这么不公平对待而倍感悲伤。

7、被加拿大和美国拒之门外

加拿大和美国对犹太移民实行严格配额制度，因此拒绝了特里古波夫家族的签证。

但他们早在1946年便获得了澳大利亚的登陆许可，当时该国对犹太难民实施了开放政策。

然而，到1948年初，澳大利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一个拥有苏联护照的富裕犹太人家庭，面临着与日本人合作的指控，而这个移民并不是澳大利亚所想要的。

在战后的澳大利亚，犹太人中混合着守旧的反犹太主义者以及怀疑在巴勒斯坦袭击英国军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等。

1947年1月发生了一场危机，当时一艘名为华联（Hwa Lien）的渡轮在悉尼停靠，载着300名来自上海的无国籍犹太人。

悉尼的《太阳报》报道称，由犯罪集团支持犹太移民，并示意犹太难民与日本人合作。

《太阳报》发表社论说:“针对无论是犹太恐怖分子，还是XX分子的渗透，都将引起所有希望澳洲能够健康的澳洲人，发自本能的怀疑。”

二战后，澳大利亚移民部长亚瑟·卡尔威尔(Arthur Calwell)是大规模移民的支持者，在当时澳大利亚推行“白澳”限制移民政策背景下，他非常出名。他最初同情犹太难民的困境，他让华联卸下乘客。

但在白热化的余波中，他对那些将被允许移民的犹太人乘坐的船只秘密地发放了配额。这是当时的政治背景。

一年之后，在1948年3月，澳大利亚驻上海领事富尔曼

（O.W.C.Fuhrman），用代码发送回堪培拉的紧急电报中提到:

哈利·特里古波夫和约瑟夫在三周前已经离开天津，在前往澳大利亚的路上，必须禁止他们登陆。(他们的父母已经把孩子们送到悉尼，而他们最终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并计划跟进。)

富尔曼说，他知道莫西·特里古波夫的身价值3 - 4百万美元，他把大部分钱都转移到了美国。他对特里古波夫所谓的不义之财深感担忧，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让澳大利亚官员检查他们将多少钱转移到澳大利亚。他仅仅只有8000澳币（磅）。

8、对犹太人的敌视

对于澳大利亚犹太社区来说，富尔曼因对中国犹太人的敌意而成为声名狼藉的人物。

他在这段时间写了一份报告，警告说，在日本人设立的贫民区，犹太人是一个“谜”，参与卖淫和吸毒。

如果“双枪”向富尔曼就莫西的“脏钱”提出指控，他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审讯。

哈利心中明白，“双枪”就是给他们家制造麻烦的人。不然还有谁会这样去警告上海的澳大利亚领事馆：一个14岁的孩子和一个23岁的孩子刚从天津出发去澳大利亚。

“还有谁会感兴趣呢?”无论如何，堪培拉的移民部长秘书塔斯曼（TasmanHeyes）亲自负责此事。他向悉尼、达尔文、布里斯班和香港发送了一系列的机密电报，以密切关注这两个年轻人。

“请紧急告知他们是否已经到达你的港口。如果没有，请所有的航空公司告知，他们不应该被接受为乘客，如果他们来到澳大利亚，他们可能会被限制着陆。”

但是官僚作风的车轮走得太慢了。几天后，消息传来，哈利和他的兄弟已经登陆达尔文，然后通过了海关到了悉尼。

这两个年轻人的出现在今天的澳大利亚引发了一个相似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未经授权的入境。

塔斯曼拒绝将哈利兄弟俩驱逐出澳大利亚，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方法，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办法：拆散这个家庭以说服这两个兄弟自愿离开。

“因为政府不允许欧洲人返回中国，对于我们来说，强行让两个男孩(哈里和约瑟夫)离开，是最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如果阻止他们的父母到来，他们最终或许会离开英联邦,“这是塔斯曼在1948年7月写的文字。

9、哈里开始上第10年级

所有这些在当时哈利来都不知道，哈利在悉尼东部郊区的苏格兰学院开始了10年级的学习。约瑟夫进入悉尼大学法律系。

哈利记得，当他来到苏格兰大学时，老师们给他跳了半年级的时间，因为他学数学很快。

在中国，莫西夫妇的情况越来越紧急。他们搬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们给约瑟夫发来了一些最终文件，这些文件是澳大利亚驻上海的领事官员要求的。1948年8月10日，乔走进位于悉尼约克街的移民局办公室。这将是他进入官僚迷宫的第一步，他的家族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一直被困在那里。

移民局官员告诉约瑟夫，他的父母不能来澳大利亚，但不会说为什么。这位官员在一份一页的备忘录中写道:“约瑟夫坚持认为，我应该告诉他父母被拒绝入境澳大利亚的理由。”“我没有让他知道撤回他父母申请的原因。”

特里古波夫家族越来越绝望。莫西曾持有苏联护照，这是他作为俄罗斯公民的唯一证件，但他担心被遣返回斯大林苏联的危险。

10、游说部长

在1948年晚些时候，哈利力图用上他所能用的一切条件,在犹太社区的一名重要成员的支持下，约瑟夫在10月与Calwell会面，并递给他一份长长的备忘录。

该备忘录附加了中国南京法院判决的英文翻译，以证明他的父亲已经被排除在与日本合作之外。

“现在的家庭是破碎的，这也许意味着两个孩子和父母活生生的分开，孩子们也不能返回中国。他写道:“这对小儿子哈利将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因为他只有14岁，而且非常想念父母。”

在12月,约瑟夫又写道:“你已经意识到，当前形势日益让人绝望,这种分离可能导致我的弟弟(他只有15岁)和我再也难见到我们的父母。前面的决定几乎是谴责我的父母去死。请站在人道的善行立场上，让我的父母获得来澳签证，救救我们这个家吧。”

哈利每天上学,专注于他的研究,但他也感到了不安。“我们害怕(我们的父母)会被困在那里。”

然后在1949年初，邮局打电话告诉他有一个电报，这是来自从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叫做拉马特·根（Ramat Gan）。

他走到悉尼东部邦代交汇处的邮局，问邮局职员拉马特·根可能在哪里？邮局职员也不知道。

他读了电报,哈里意识到拉马特·根在特拉维夫郊区。由于莫西被禁止进入澳大利亚，又害怕返回俄罗斯，因此新独立的以色列国是唯一一个他们可以转向的国家。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们出来了，”哈里回忆道。他的父母是安全的，但他们是在世界的另一边。

11、留在澳洲或是回到以色列？

在接下来的17年中，哈利和他的兄弟面临着一个痛苦的选择，那就是留在澳洲，或者搬回父母那里。

哈利在1950年从苏格兰学院毕业后，决定离父母更近一些，于是到英国的利兹(Leeds)去学习纺织工程，每年夏天回到以色列探望他的双亲。他在五十年代期间曾回到以色列的家，但发现很难适应当地环境，约瑟夫同样感到不适应。约瑟夫还把姓氏从Triguboff改成Travers，这样听起来更澳洲人。

1959年，兄弟两人离开了以色列，在短暂停留南非后返回悉尼。当他被告知无法获得澳洲护照时，哈利抗议说，他住在澳洲，也从苏格兰学院毕业。移民官员说，如果他能从校长那里得到一封证明信函，就可以给他一本护照。哈利说，“感谢上帝，他(校长)还在那里，他记得我，”。于是1961年哈利成为澳洲公民。

为了让他们的父亲获得澳洲签证，做为律师的约瑟夫，给每一位新任的移民部长或当地议员写了大量的信件，希望全家能相聚，但一直没成功。

当澳洲和日本关系正常化时，哈利觉得是争取父母签证的时机。哈利说，“我可怜的哥哥不断地写这些信件，却毫无结果，”，“我觉得够了，我告诉他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1963年，哈里利电话给在墨尔本的澳洲秘密情报局(Australian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ASIS)，留下了俄罗斯口音的信息，暗示他有一些关于苏联间谍的信息。

ASIS的特工回电话了，哈利回忆说，他们见了面。对方是一个很好、很可爱的家伙。哈利告诉他自己的父亲是个好人，特工告诉哈利，此事交给他，他会找到相关资料。”

12、不断游说新的移民部长

之后，哈利写信给当时的移民部长阿里克·唐纳（AlickDowner），描述了他与ASIS特工的对话，并附上Wentworth的议员莱斯·贝里（Les Bury）的支持信。

他告诉移民部长，“ ASIS的特工曾经说过，我们和日本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与日本交战的时候，我父亲处理的任何事情，对澳洲的安全都不是至关重要的”。

图：约瑟夫 图来源：AFR

哈利接着说：“16年来，我们兄弟俩向移民局请求，让我们的父母在这里定居，因为他们(父母)已受到命运的残酷对待......请允许作为儿子的我们，送给他们这个小小的礼物 - 让他们在澳洲享受与孙辈相处的时光，也许您自己(指唐纳)就是个爷爷，(能够理解孙辈他们的期望)。”

但是，这一切都是没用的。(在哈利1963年写此信之前的)18年前，唐纳曾经被日军俘虏，强迫在新加坡樟宜做奴工。所以，哈利父亲与日本的合作，对唐纳来说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时唐纳写给议员贝里的保密信中解释，他绝不会让莫西进来澳洲的，因为根据详细的报告表明，莫西先生是一个'不好的人物'，”

哈利的母亲于1966年5月26日去世，享年58岁。两天后，他的兄弟再次向新任部长HubertOpperman写信，“我们最担心的是（父亲）失去了生存的意志。” 32岁的哈里飞去以色列和他的父亲见面，看到他的父亲依照传统犹太教习俗，一动不动的坐在地板上表示哀伤。

直到现在，哈利都深深地感到遗憾，因为那次回到以色列，他花了太多时间去看他的几个老朋友。而这次却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父亲。他说：“我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我很遗憾，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他在一起。

六个月后的1967年2月20日，“悉尼先驱晨报”发表了一则小通知，这个由莫西·特里古波夫（MosheTriguboff）已经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哈利和约瑟夫为他哀悼。

再经过六个月，“悉尼先驱晨报”的分类栏目又出现了另一条通知。这是一个“HarryTriguboff and Co”的广告，该公司将改名“美利通”Meriton。广告上写着：“现金购买你的平坦土地：建设者希望购买平坦的土地，所有的地区。”("Cash for your flat site: Builder wants centrally located flat sites. Allsuburbs.")

13、直到现在仍是个秘密

四十年来，哈利在公众面前，对这个故事几乎只字不提。作为澳洲第二富有的人，这些沉重的历史过往都在他的生命中被轻轻滑过。但是我知道这些，因为我的父亲也是讲俄语的犹太移民，与哈利差不多。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的叔叔和哈利是出租车司机的合伙人，周末时他会到我叔叔那里计算费用。哈利当时是纺织工程师，他和第一任妻子汉纳以及两个小孩住在一间出租房，位于悉尼东南部的Kensington。

大约在1965年，我的父母到以色列旅行，曾在莫西去世前跟哈利碰过面，他们后来告诉我他的困境。虽然我们这个小圈子里知道这个故事，但我相信哈利对他父亲的过去仍然感到困窘，因为他不确定，父亲与日本合作的指控，会被如何看待。

2005年，我跟一位曾经撰写哈利简介的《澳洲金融评论》记者，提到过这件事。但哈利拒绝谈论这件事。2011年，我又给他发送了300页的档案，但还是被拒绝。最后我决定，让哈利把他的秘密带到他的坟墓里。

然后在今年五月，我很惊讶，当哈利接受另一位同事的采访时提到，移民官员拒绝了他的父亲入境。他说：“就他们而言，他是在战争中与日本人合作的。但是，“他卖的是纺织品，并不是卖枪或什么的。”

当时我问他是否可以讲完整个故事了？五个月后，当他同意填补这个空白时，我问他是否认为澳洲政府冤枉了他的家人。我问，“这是不公正的吗？”

14、这样公平吗？

他说，他父亲遭受的待遇是“百分之百不公平的”。但是，当他试图找到“injustice”一词时，他突然短暂停顿，而不是一贯的快人快语。“我想我不认为有正义，更糟的是，我非常怀疑。”

哈利是莫西的儿子，对他父亲的成就和智慧感到自豪。即使是现在，他在悉尼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像他一样逃离天津的犹太人。他笑着告诉我，莫西从沙皇俄国逃走的经历，以及他在中国的旅行经过，这些都启发了他。他想捍卫他父亲的记忆。

有一件事情仍然刺痛着他：他不承认他是用钱来得到澳洲签证的。他一再坚持，他的家庭被认为索取了数百万元，是被夸大了。他们有钱，但不是很多。

他经常攻击政治家和规划者，不应该用高楼层政策阻挠他的公寓大楼。这些人显然让他想起来，几十年来让他家人不安的澳洲移民局官员。

他说，他们的决定不是基于常识，而是基于什么赢得选票，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想“掩饰”自己。因此，每次他在建筑公寓争夺战中得到胜利时，都是他获得心理平衡的方式。

（黎澳 青宇 梨湾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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